谈到自己调查所的未来，刘先生表示，“路会越走越窄”，因为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，侦探行业的生存领域正不断受到“挤压”。但他表示，只要有市场需求，这一行就有其存在的价值。为此，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和研究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。　

　　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罗国安认为，私家侦探做广告是不合适的，因为这个行业缺乏合法性。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，私家侦探业的业务来源较为狭窄，它的服务对象为少数人群，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不大；就这一行业本身来讲，他们的取证手段是否合法、取证结果是否可信都存在争议之处。另外，这一行业在收费标准、协议签署等方面也没有做到统一，“短期看，侦探行业还很难获得社会承认，也很难进入主流社会。”

　　上海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超认为，司法实践中，律师负责在证据基础上为委托人的诉讼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，司法侦查机关仅为公诉案件提供证据，可还有大量的民事案件和自诉刑事案件也需要大量的证据支持，这就给所谓的私家侦探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空间。私家侦探就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，是当事人对自己权益的一个主动保护过程。

　　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中对“偷拍偷录”证据的有效性方面有所突破：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、没有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偷拍、偷录取得的证据也可以在法庭上充当有效证据。张超认为，这一规定也从某种程度上为这些私家侦探调查机构拓宽了生存空间。

　　张超表示，国外的私人侦探行业历史悠久，一些国家还制定了一套对其行之有效的规范制度。因此，我国也应设定相应的准入机制和从业资格，加强对私家侦探行业的规范和监管，在趋利避害的基础上，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。